闭环”——所有举报材料，会在送达省检前48小时，同步出现在周秉文的加密邮箱里；所有立案线索，会在批捕前72小时，被转化为“证据瑕疵报告”，由合作律所提交给办案机关；所有关键证人，会在出庭前一周，收到“意外事故通知”或“海外深造邀请”。
沈昭的举报，根本没走出周氏大楼。
陈默把证据存在云盘，设了三重密钥。第一把，是沈昭生日；第二把，是我们大学辩论队夺冠那年的校历编号；第三把，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没告诉我密钥。只在一个深夜发来一条信息：“晚晚，如果我失联，请去城西旧书市三号仓，找一本《刑法学原理》第七版，1998年印刷，扉页有铅笔写的‘昭赠’。”
我没去。
因为第二天，陈默就被带走了。
罪名是“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拘通知书上，赫然印着“重大立功表现不予认定”的红章。
我翻遍卷宗，发现所有指向周秉文的线索，都在移送前被技术性删减。录音文件被鉴定为“剪辑合成”，转账记录被标注为“民间借贷”，连沈昭公寓里那枚耳钉的DNA检测报告，都被附上一行小字：“检材污染，结果无效”。
他们要的不是审判，是封口。
而陈默，是最后一道门。
我决定接下这个案子，是在陈默被关进看守所第十八天。
那天我去会见，隔着玻璃看他。他瘦了很多，头发剃短，眼窝深陷，但眼神很亮，像两簇烧到尽头的炭火。他没说话，只用指尖蘸着水，在玻璃上写了一个字：
“砚”。
我愣住。
他点点头，又写：“他来了。”
门开了。林砚走进来，制服笔挺，肩章锃亮，是市检公诉一部最年轻的副主任检察官。他朝我颔首，目光扫过陈默，平静无波，仿佛只是路过一间陈列室。
“苏律师，”他坐下，公文包放在膝上，“陈默案下周二开庭。我们建议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十五年。”
陈默忽然笑了，笑声干涩：“林检，你当年在法大模拟法庭，输给我三次。最后一次，你辩‘正当防卫界限’，我说‘当刀尖离心脏只剩0.5厘米，法律不该要求人先背诵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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