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孩子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怕她的存在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才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悄悄退场，把所有的苦，都一个人扛。
回到家，朱玲默默收拾着东西，我坐在沙发上，一遍又一遍摸着兜里的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让她走，我得为她做点什么。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拉着朱玲去了汉龙宾馆。找到经理，我把果儿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语气坚定地要求，立刻结清果儿所有的工资，一分都不能少。经理起初还有些推诿，说员工离职需要流程，可看着我红着的眼睛，看着朱玲严肃的神情，最终还是点了头，把一叠整整齐齐的钱，递到了我手里。
钱不多，却是果儿起早贪黑、端茶倒水挣来的血汗钱，是她留给孩子唯一的念想。我把钱小心翼翼包好，又和朱玲去了商场，挑了最柔软的婴儿小衣服、小被子等，满满装了一大包。
可我们没有果儿的地址，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她走得太急，太干净，像从没来过汉城一样。我托宾馆的同事打听，托身边认识湖南务工人员的朋友帮忙问，甚至跑去社保局咨询湖南的务工帮扶政策，想通过官方渠道，找到一点她的踪迹。我跑了整整一天，问了无数人，可得到的答案，全是不知道、没联系。
傍晚，我又一次站在滨河路，看着缓缓西流的河水，心里的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能给她结清工资，却不能替她承受父母的逼迫，不能替她决定孩子的去留，不能给她一个安稳的依靠。我才发现，原来我所谓的关心，在现实面前，如此苍白无力。
朱玲走到我身边，轻轻抱住我：“我们尽力了，果儿那么聪明，那么坚强，一定会好好的。她知道我们在为她奔走，心里一定会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