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1986年的3月3号，几名科学家因观察到世界科学正在加速前进，美国有大名鼎鼎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科学界有「尤里卡计划」，日本有所谓的「十年科学振兴政策」等————忧心忡忡之下，决定绕开原有体系，直接写信打报告给高层！
这份报告写得其实极为简单，字数并不多，但因为是罕见的联名写信，于是被顺利送往中央————接著竟要来了一百亿，也许这在今天看起来不多，但其占据了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5%！
而论及源头，仅仅是因为一封信。
余切这种桥牌局成员更是如此。
《计划体制》写出后，余切还在中央上过一段时间课，在燕京这个地方，恐怕他都不知道，但已经有人替他办好了事情。
杨振宁害怕的就是这个。
倘若余切把小说写出来，实际是中伤他的，他多少张嘴都说不清楚了，余切写的就是事实。
这天，杨振宁回来对自己夫人说：「你帮我准备一下行李，我马上要去港地，要去东南亚。」
杜致礼觉得老杨很折腾：「你去港地也就罢了，你去东南亚干什么？多乱啊！」
「我要去见余切。」杨振宁严肃的说。
他这些年很少有这么严肃的时候了，眉头紧皱，眼睛里却放著光芒，让人觉得他心里怀揣著很大的希望————
杜致礼仔细观察杨振宁的神情，不知怎的，她觉得这和许多年前，杨振宁找费米教授的样子有些相似。
费米是物理学界的泰斗。
当年在物理学界，如果谁是费米的弟子，谁就能一飞冲天，就是土鸡瓦狗也顿时变成凤凰了。
年轻的杨振宁以为费米欣赏华人学生（费米收了李政道为弟子），主动上门来投，可惜费米并不认识谁是杨振宁，最后拒绝了杨振宁————
不过，故事还有反转。杨振宁拿到诺奖后，在采访中暗示自己也是费米弟子，虽然费米那时候已经去世，但费米的徒子徒孙们还在呢————可是由于杨振宁今非昔比，似乎也认下了这个关系。
杜致礼说：「我感觉你反应过度，显得你特别心虚。而且就算是余切真写了你的坏话，难道就能立刻改变什么吗？就是，你要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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