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影响力大得多，马来官方不敢再做得那样过。管谟业松了一口气。
当地华人商会很快举办了一个「文学家对话科学家」的访谈，由于管谟业如今地位上远不如杨振宁，因此他是代表内地文坛，代表余切等人来对话的。
而杨振宁只代表他一个人。
这种地位上的不平衡，在两人的对话之中也能体现出来。
杨振宁说：「你是农民的儿子，而我是教授的儿子，现在我们都站在这里，代表华人圈的一方面的最高成就，你有什么感想？」
管谟业说：「我认为我现在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观察者，我看到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些事情，并且我努力的完成它。」
「你指的是，你是余先生的提线木偶？」杨振宁直言道。
「我不能这样讲，但是有时我希望真的是————」管谟业忍不住道，「在我一生中写过很多激烈的文字，但我不擅长处理媒体关系，得不到人的好感，而余先生不是这样。」
「在我来马来西亚后，我能明显感觉到我们在华人之外不受欢迎，他们要把我们边缘化，像病毒一样排斥出去，而我们必须在夹缝中寻找安全的表达！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渴望我自己是余先生的木偶————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不会遭受到这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因为他是个战斗力很强的人。」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随即是响亮的掌声。
在管谟业的身后，一同随访的其他作家沉默的望著管谟业，心中复杂得很：管谟业曾经是余切的反对者，但现在他为了余切说话，而管谟业自己的身份也有了转换在这里，他是彻底的爱国文人。
管谟业正在适应这个身份。之前他会谈到内地写的一些批判性小说，他会说余切说的是「虚幻的美好」，现在他只说那些正面立场的。
他明白现在有更大的矛盾要解决。
这些天，马来官方对访问团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但这更加激怒了马来华人作家。马来的政策是这样的：允许你写华人小说，但不允许你写太深入，这里处处是红线，因为随时可能危害到当地的「团结」。
譬如，华人作家不可以写二战时期，被马来主流历史遗忘的华族抗日历史；不能写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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