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他是一个慈善家。」
「那余先生和弗里德曼谈论了些什么？」刘祥成又问。
「我不知道，我有专门的人替我收集，但我还没来得及看————」面前的人诚恳道。
刘祥成在心底里叹气，他没有问这段对话是否能写到报纸上，因为这对戈氏的形象不利，而这又会影响到自己之后对戈氏的采访。但刘祥成已经觉得不需要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正如那句话所说，【你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足够多的时间】。
如果戈氏都没有时间了，再考虑他的将来又有什么用？
与其说「芝加哥学派」是一个理论，不如说这是一种价值观。这一套行的时候，什么都对，这一套不行的时候，说什么都是错。
到余切前往马来西亚的一星期后，也就是七月中旬，美国国内已经到谈「芝加哥学派」色变的程度，大众恐慌弗里德曼灌输的这种成王败寇的观念，认为这是另一种邪恶。
1991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的前一年，众多参选人物都要阐述自己的经济观点。
由于《计划体制》的风靡，很多人都引用了余切其中的话。「我会保护民众的就业，遏制国际资本的扩张。华府是美国人的华府，而不是一些国际财团的打手和管家。」
「美国没有国际公民，没有深层政府————那些情况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
「余先生说了吗？你知道的，他没有指名道姓，他是个委婉的绅士！他说的自然不是美国，恐怕是智利、委内瑞拉————那些邪恶的————对了，还有马来西亚。」
虽然没有人真的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但这些话无疑再次的映照了舆论走向：弗里德曼正在输，他毫无疑问的，毁灭性的，毫不留情的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