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他就有权停止任何税务司或负责关员的职务。
赫德做的第三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赫德坚持，总理衙门必须赋予他人事的全权，“总税务司是唯一有权将人员予以录用或革职、升级或降级，或从一地调往他地者”。
这一制度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在这方面赫德主要借鉴的也是英国经验，因为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一套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在中国海关里安排一个职位。赫德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这一点他说到做到，甚至自己也会主动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
关于道德约束和制度约束，赫德与中国官员进行过一次有趣的讨论。1864年7月29日，赫德同中国官员董恂和文祥一起漫谈“道德”这个话题。赫德回忆：“我说中国人和我们不同之处可以追溯到根本的出发点:中国人说人性善，我们说人性恶。中国人因而求助于教育养成的规矩;我们则通过“惩”，对违法进行治理和处罚，树立法律和规章。”
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我们讲过，清代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却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
赫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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