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浓度骤降，煮盐需消耗数倍的柴薪与时间，产量却大幅锐减。
而盐场潮湿闷热的环境，更是滋生瘟疫的温床，「灶丁死者相枕于路」，劳动力锐减，盐场近乎停摆。
天灾未平，人祸又至。
盐官们借著巡场之名，行勒索之实，「每出巡，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灶户们稍有反抗，便会被扣上私盐的罪名，轻则破财免灾，重则家破人亡。
盐商们则相互勾结，肆意压低收购价。
一引官盐的市价约三两白银，而盐商给灶户的收购价却常常不足一两，巨大的差价尽被盐商盘剥。
更有富户趁机放高利贷，「利滚利」之下，许多灶户迅速陷入债务深渊，最终「贫灶无田」，只能被迫依附富户为佣，任人宰割。
除了沉重的盐课，灶户们还需承担里甲、均摇等各类摇役，「一丁身兼数役，疲于奔命」，根本无力专注于盐业生产。
到天启三年，山东盐场的贫富分化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富灶们「田连阡陌」，不仅拥有大片肥沃的盐田和精良的煮盐工具，还役使著贫苦灶户为其劳作，甚至涉足盐商生意，富可敌国。
而贫灶们则「无立锥之地」，只能租种富灶的土地或受雇为佣，辛苦一年所得「仅够糊口，难完税银」，常常因欠税被官府追得流离失所。
最悲惨的是那些雇工，多为「失去自由的罪犯和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雇主仅以少量粮食支付工钱，他们蜷缩在盐场边的破茅屋里，过著朝不保夕的生活。
左光斗将这些见闻一一记录在册，心中愈发沉重。
山东盐政的症结，看似在于盐引制度的僵化，实则是官、商、富户相互勾结，形成了一张盘剥灶户的巨大网络。
这张网络之下，官盐产量被刻意压低，盐税收入寥寥无几。
而基层灶户为了活命，只得挺而走险倒卖私盐。
即便官府处以极刑，也挡不住求生的本能。
这场盐改，绝非调整赋税、更换官员那么简单。
要撼动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要让濒临崩溃的盐场重焕生机，要让数万灶户摆脱绝境，每一步都如履薄冰。
山东的盐政改革，注定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