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他床边坐下来，用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额头发烫。
“你回来干啥？”莫老憨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皮，语气凶巴巴的，但攥着烟杆的手指关节发白，“上海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回来受罪？你当你爹我是纸糊的？摔一下就要死要活了？”
“我当你是铁打的。”阿贝把他额头上那块已经馊了的湿毛巾拿下来，去灶台上换了一条新的，拧干，重新敷好，“铁打的也会生锈。我回来给你除除锈。”
莫老憨被堵得说不出话，只好把烟杆塞进嘴里，嚼了两口没点燃的烟丝，嚼得咯吱咯吱响。养母端着一碗刚熬好的药走过来，阿贝接过碗，用勺子舀了一口，吹凉了送到养父嘴边。莫老憨偏过头去不肯喝，被阿贝捏着下巴掰回来，一勺一勺地灌了进去。灌完之后她把空碗放在床头，看着养父的眼睛，说了一句话，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今天西塘的潮汐时辰。
“黄老虎那边，我去谈。”
“你疯了！”莫老憨猛地坐起来，腰上的剧痛让他龇了一下牙，但他顾不上疼，“你一个姑娘家，去找黄老虎？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在县衙里有人，在省城里也有人，他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在上海的绣坊干不下去！你以为你在上海学了几天本事就能跟他叫板了？”
阿贝等他说完，等他的气喘匀了，才轻轻说了一句：“爹，我在上海学的不是绣花。”
“那你学的什么？”
“学的是跟人讲道理。”阿贝从包袱里拿出一个小布袋，放在床沿上。布袋落到床板上的声音很沉，那是她一年来攒下的全部工钱，扣掉每个月汇回家的、扣掉日常开销之后剩下的，不多，但也不轻，“上海那边的大老板，比黄老虎难缠的人多了去了。他们讲道理的方式跟我们这儿不一样——我们这儿是靠打靠闹，他们是靠比谁手里的牌多。黄老虎在县衙有人，在省城有人，但他有一样东西一定没有人家的多。”
“什么东西？”
“上海的人。”阿贝微微一笑，那个笑容和她离开上海前对着老板娘笑的时候一模一样——被压了很久的、终于决定不再压着的决绝，“我在上海绣坊里绣了一年的花，绣过的客人里有银行经理的太太，有洋行买办的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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