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个说英文的洋人太太。她们都夸我的绣活好，有一个法国太太还说要带我的绣品去巴黎参展。黄老虎再厉害，他的手能伸到巴黎去吗？”
莫老憨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养母在旁边抹眼泪，嘴里念叨着“这孩子在上海学坏了，会顶嘴了”。但阿贝知道那不是顶嘴，那是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想明白的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有两种。一种是大拳头，谁拳头大谁说了算，那是黄老虎的逻辑。另一种是千丝万缕的联系，像一张看不见的网，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欠你人情的人，每一根丝线都是一条可以借力的路。她在上海什么都没有——没有家世，没有靠山，但她有这张网。她叫它“借势”。这是她从弄堂里那些白手起家的小老板身上学到的，是他们用一辈子换来的生存智慧。
第二天一大早，阿贝换上了她从上海带回来的唯一一件好衣裳。不是那件藕荷色的绣花衬衫，而是一套深蓝色的洋装套裙，是绣坊的法国客人送她的旧衣服，但料子极好，剪裁也利落，穿上去整个人看起来不像西塘的渔家姑娘，倒像上海洋行里的女职员。她把头发用一根银簪子盘起来，对着养母那面缺了一个角的铜镜照了照，然后揣上那半块玉佩和一个小本子，走出了家门。
西塘镇上的黄家宅院就在码头东边那条最宽的巷子尽头，青砖黛瓦，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说是宅子，不如说是一座小型的城堡——三进三出的院子，围墙上还插着碎玻璃，门口常年站着两个膀大腰圆的护院。阿贝走到门口的时候，那两个护院低头看了她一眼，脸上的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稀奇的东西。
“我找黄爷。”阿贝说，声音不卑不亢。
“你谁啊？”
“西塘码头莫老憨的女儿，从上海回来的。你进去跟黄爷说一声，就说我不是来吵架的，是来跟他做生意的。”阿贝打开手里的小本子，本子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上面一行一行记着的都是绣坊里经手过的客人——她们的丈夫是谁，在哪里任职，跟谁有关系。这些信息是她花了一年的时间从闲聊中积攒下来的，就像她攒工钱一样，一点一滴，从不懈怠，“你跟他说——我手上有一份上海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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