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频谱、时空曲率微变数据，以及他多年来对“修复”过程并非创造而是“回归”这一本质的推测。
他将联邦严谨的系统性研究方法，与自己带来的、源自人类另一个科技巅峰的碎片化奇迹线索，结合在一起。
研究工作在高度专注的氛围下展开。
他们并不奢求一步登天，而是设定了阶段性目标：首先尝试在微观层面，对一块结构已知的简单合金，实现可重复的、基于量子信息回溯的“自我修复”，哪怕只是修复一道细微的裂纹。
这第一步，就涉及到了对物体“完好状态”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度信息扫描与存储，以及如何在不完全分解物体的情况下，引导能量精准“逆转”局部的损伤过程。
陈瑜沉浸在数据、公式与实验之中。
他知道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联邦提供的技术与资源，以及这些顶尖同行们的智慧，让他第一次感觉到，那套尘封的STC所代表的，或许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奇迹，也有可能成为未来可以掌握的力量。
每一次理论模型的微调，每一次实验参数的优化，都让他觉得，自己正站在迈向那座曾经遥不可及的神迹阶梯之上。
——
联合研究项目很快触及了核心难题。
陈瑜带来的理论明确指出，那套远古STC的运作机制深度涉足了一个对联邦学者而言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对时间因子的局部操控。
联邦的科技树虽然在空间跳跃（曲速）和宏观时间旅行（引力弹射）上取得了突破，但那更多是利用宇宙本身的物理现象（如引力场）实现的“搭乘顺风车”。
真正意义上精细操控局部时间流，逆转特定物体的熵增过程，这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近乎禁忌的知识领域。
即便是见识最广博的斯波克，也承认这方面的理论储备几乎为零。
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相关效应，还是柯克等人目睹陈瑜使用静滞手雷，但那更像是一个封装好的“应用”，而非可理解、可复现的技术原理。
因此，当陈瑜开始阐述涉及时间锚定、量子态回溯等核心理论时，联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遇到了巨大的理解障碍。
这些知识体系与他们熟悉的框架差异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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