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都挣不到。他跟我说，老钟，这件事你别管，我来处理。然后他拿了钱，我烧了文件。就这么简单。”
钟鹤年说“就这么简单”的时候，嘴角甚至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那种表情不是一个罪犯在认罪，更像是一个老人在回忆一段已经泛黄的往事，那些肮脏的、痛苦的、见不得光的细节，在他嘴里全都变成了档案室里落满灰尘的故纸堆，翻开的时候呛人，但不翻也无所谓。
“你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会不会被人翻出来。想了十年。今天你把它翻出来了，也好。”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时衍，你比你父亲有种。他当年拿了钱，后半辈子都不敢正眼看我。你今天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连老师都敢揭。”
他走到陆时衍面前，停下。两个人隔着一张辩护桌的距离，近到能看清彼此眼里的血丝。
“不过有件事你搞错了。”钟鹤年说，“我不为自己做过的事后悔——我后悔的是，教你教得太好了。”
他说完这句话，绕过辩护桌，走向法官席。他的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份文件，平放在法官面前。“这是我的自述材料。里头写得很清楚，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时衍的父亲无关。他当年拿了钱不假，但销毁证据的命令，是我下的。”
陆时衍猛地转过头。“老师——”
“闭嘴。”钟鹤年没有看他，“你现在代表的是你的当事人。你不该替对手说话。”
他转过身，走向法庭门口。法警想要拦住他，被法官一个眼神制止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他背上——那个背挺得很直，跟他四十年前第一次走进法庭时一模一样。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步。
“苏小姐。”
苏砚的手指在膝盖上猛地收紧。
“你父亲走的那天，我去过医院。他在走廊里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别让我女儿知道。’”钟鹤年没有回头，声音平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水，“我答应了他。十年了，今天食言了。对不住。”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的灯光从敞开的门洞里涌进来，把他清瘦的背影吞没。那扇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发出一声极轻的闷响，像一滴水落进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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