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颤，几瓣白花轻轻落在窗台上。
薛紫英后来在多伦多收到苏砚发来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弯弯的，细细的，嵌在锁骨下面一点的位置，像一轮被压缩到极致的月牙。照片底下跟着一行字：
“旧伤疤上开出了一朵花。”
薛紫英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笑了。她坐在新办公室的窗前，窗外是陌生的多伦多天际线，桌上堆着刚接手的第一批案卷，全部都是华人社区的移民纠纷和劳工权益案件——案值不大，但对于当事人来说，每一件都是天大的事。
她拿起手机，回了一条消息。
“什么颜色的花？”
苏砚的回复几乎是秒到。
“栀子花。白色的，很香。”
薛紫英把手机放下，重新翻开案卷。她读到第三页的时候，发现自己嘴角还挂着笑。
那笑意很浅，浅到像是冬天玻璃上被哈了一口气之后留下的那片薄雾。
但她知道，自己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在多伦多的这个下午，阳光正好，办公室里只有翻动纸张的沙沙声。薛紫英拿起笔，在新案卷的封面上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很稳，字收得很紧，像是一个终于学会跟自己和解的人，重新在封面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窗外忽然下起了雨。
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薛紫英停下笔，抬头看向窗外。雨幕把天际线的棱角模糊成了一片温柔的水彩画，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低头继续工作。
桌角的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是苏砚的回复。
她写道：
“花从旧伤疤里长出来的时候，以前的疼就不算白受。薛紫英，你的那朵花也快开了。”
薛紫英没有回复。
她只是把这条消息标记了星标，然后继续埋头看案卷。
这一次，她知道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