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很轻很稳，“我不是什么好人。我之前替坏人打过很多官司，赚过很多不该赚的钱。但我想改。”
她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老赵愣住的话。
“我想给您做一回好律师。您给我一次机会，行吗？”
老赵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背，肩膀一抖一抖的。他哭了。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在一间没人看见的屋子里，在一个才认识二十分钟的年轻女律师面前，哭得像个小孩。他的眼泪流过脸上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滴在膝盖上那张皱巴巴的赔偿计算表格上，把数字洇开了几朵小小的水花。
薛紫英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把纸巾盒推到他手边。
窗外又开始下雨了。
雨滴打在老旧玻璃窗上，发出清脆的噼啪声，像是有人在远处轻轻打着拍子。薛紫英偏过头，看着雨水在玻璃上汇成一道道细细的水痕。那些水痕交叉、分岔、又汇合，最后一起流向窗框的角落，在那里积成一汪小小的水洼，倒映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她忽然觉得很安静。
不是那种死寂的、压抑的安静，而是一种很踏实的、像是洗完热水澡之后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雨声的安静。她做了二十多年律师，打赢过价值上亿的官司，拿到过数目惊人的年终奖金，但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她在做一件对的事。
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值不了多少钱，甚至可能不会有任何同行听说，更不会登上任何行业媒体的头条。但她知道，这件小事对于坐在对面那张折叠椅上的老赵来说，是天大的事。
薛紫英从老赵家出来的时候，雨还在下。她撑开伞走进雨里，走了两步，忽然停下脚步，掏出手机。
她想给苏砚发条消息。消息在输入框里写了删，删了写，反反复复好几遍。她本来想写“我今天终于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律师了”，想了想删掉了，觉得太矫情。又想写“苏总你上次说的那件事，我今天好像做到了”，写了又删了，觉得太模糊。
最后她发给苏砚的消息是——
“我的那朵花可能开了。”
发完之后她等了几秒钟，没有等到回复。苏砚大概在忙，那个工作狂的日程表从来都是按分钟排的。薛紫英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口袋，继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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