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的轰隆声，然后渐行渐远。她把平板的亮度调低，盯着那个被红线圈出来的账户号码看了很久。
“四百二十万。”她慢慢吐出这个数字，像在嚼一颗变了味的花生，“他把一个研究生的学费，变成了一道洗钱的暗渠。他女儿知道吗？”
“最好不知道。但不管知不知道，这笔钱一旦被法庭列为证据，她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公开案卷里。媒体怎么写，舆论怎么传，不会有人在意她知不知情。”陆时衍的声音里多了一层很薄的疲惫，“所以我半夜改了五稿，想找一条不牵连她的路径。没找到。”
苏砚把手机从耳朵和枕头之间拿起来，握在手里。她听出了陆时衍语气里的那层疲惫不是来自熬夜，是来自某种比熬夜更消耗人的东西——一个律师在证据链条里撞到了良知的门槛。
“陆时衍。”
“嗯。”
“你现在在想什么？说实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他挂了。然后她听到一声很轻的呼气，不是叹息，是一个人把压在胸口的东西缓慢地、克制地释放出来的声音。
“我在想三年前。导师过六十岁生日，在律所顶楼的天台上摆了四桌。我去得晚，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敬酒。他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的手跟旁边的人说——‘时衍是我最得意的门生，以后我这摊子，都是他的。’我当时端着酒杯，笑得很得体，心里想的是怎么把这个老狐狸手底下的核心客户一个一个撬过来。”
他顿了一下。
“现在我在查他女儿的教育储蓄账户。你说人生这东西，是不是挺操蛋的。”
苏砚没有回答。她下了床，赤脚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路灯还亮着，街道空无一人，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她这栋楼的轮廓——一栋高档公寓，住满了这座城市里最光鲜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凌晨四点有过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清醒时刻。
“陆时衍，你知道我第一次带团队做AI项目的时候，坑的是谁吗？”
“谁？”
“我一个大学同学。她和我一起从零开始写代码，写了两万行。产品快上线的时候，投资人跟我说，技术团队要精简，只留核心人员。我选了留自己，让她走。她走的那天在工位上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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