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我戴着耳机假装没听见。”
苏砚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那个产品失败了。不是因为精简了人，是因为我写的核心算法有个致命漏洞，上线第三天就崩了。我想找她帮忙，拨了三遍号码，都没拨出去。不是因为怕她不接，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当初留自己，不是因为我的技术比她好，是因为我不敢把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她把窗帘拉上，转身靠在窗台上，冰冷的玻璃隔着睡衣硌着她的后背。
“你用导师撬客户，我用同学保项目。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现在你在查导师女儿账户的时候良心不安，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后悔没拨那通电话。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都老了？”
“说明我们还有救。”苏砚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所以别在凌晨四点的泡面里自我感动了。把第五稿发给我，你女儿账户的部分先别删，我有办法。”
陆时衍没有问“什么办法”。他认识苏砚三年了——她每次说“我有办法”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而是已经有了承受方案后果的决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分得很清楚。
“文件共享给你了。最后一页，附录三。”
苏砚把文件划到最后一页。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不是数据表格，是一张扫描的旧照片。泛黄的相纸，边缘有折痕，照片上是两个男人并肩站在某栋法院大楼前。左边那个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领带打得歪歪扭扭，笑得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右边那个年轻得多，戴着金丝边眼镜，表情拘谨而认真。
左边是导师。右边是苏砚的父亲。
她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照片上她父亲大概三十出头，头发还很浓密，眼角没有后来那些被生活磨出来的纹路。他站得很直，肩膀微微往后张，是一个正在上升期的人才会有的姿态——自信，但还没有被自信反噬。
“这照片你从哪里找的？”
“导师办公室的旧相册。薛紫英走之前从里面撕了一页给我。相册里还有很多张，都是导师和当年那些委托人的合影。你爸是唯一一个在照片上写字的。”
苏砚把照片放大。在她父亲肩膀旁边的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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