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贝拉看着会场内逐渐转变的风向，又看了看台尔曼那坚定而理性的目光，他意识到，台尔曼代表的不仅仅是军事援助，更带来了一套经过德国革命实践检验的、更为系统和务实的建国方略。
他内心的理想主义与面临的残酷现实激烈交锋，最终，现实的沉重压力和对政权存续的渴望占据了上风。
库恩·贝拉深吸一口气，明确地说道：
“台尔曼同志……你的意见，以及韦格纳同志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也许……是我们之前过于拘泥于某些教条了。为了匈牙利革命的生存，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这次会议，成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策的转折点。
台尔曼基于对韦格纳思想和匈牙利国情的深刻理解，发出的这番振聋发聩的警告，最终说服了库恩·贝拉及其核心层，开始着手调整那套脱离实际、盲目照搬苏俄模式的政策，将关注的目光，真正投向了匈牙利广袤的农村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
一条以“团结工农”为基础、更加务实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开始在多瑙河畔艰难地探索前行。
在台尔曼的强力建议和推动下，并结合德国本土“面包与土地”计划的成功经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开始调整其政策。
他们颁布了新的土地法令，明确保护中农利益，将没收的大地主土地更多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承诺提供农具和种子。同时，在城市，也调整了过于激进的工业国有化和配给制，允许一定限度的小商业和手工业存在，以保障基本物资流通。
这一系列基于“团结工农”而非“纯粹工人”的务实政策转变，逐渐产生了效果。
农村地区的抵抗情绪有所缓和，部分农民开始转而支持或至少中立对待布达佩斯政权。城市供应状况得到轻微改善，民众的怨气得到部分疏导。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基础，在经历了初期的剧烈动摇后，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