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无法否认，他们找到了一些……提升军队战斗力的方法。一个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士兵，更难被击溃。”
对隆美尔而言，能提升战斗力的东西，就值得严肃对待。
即使是冯·洛索夫这样顽固的老派人物，在一次次读到关于共和国如何利用“生产建设兵团”修复铁路、如何在资源极度匮乏下通过配给制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报道后，也不再轻易地斥之为“胡闹”。
一次晚餐时，冯·洛索夫难得地没有抱怨食物，而是望着窗外已然恢复秩序的柏林街道，喃喃道：
“至少……他们没有让整个国家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看起来比我们最后那几个月做得要好一些。”
这是一种很低的要求，但相比于最初的完全否定，已经是一种微妙而现实的变化。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前近卫军将领冯·德·戈尔茨男爵就是铁杆的抗拒者。
他将发放的学习材料直接垫在床脚下，公开宣称“绝不与弑君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同流合污”。
在小组讨论中，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用最刻薄的语言讽刺新政权的一切政策，认为这都是“粗鄙者的胡闹，必将导致德意志文明的彻底毁灭”。
他的周围聚集了几个同样态度强硬、以“忠于皇帝”自居的年轻贵族军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散发着负面情绪的孤岛。
对于冯·德·戈尔茨这类明确且公开的抗拒者，学院方面的应对方式冷静而高效。
一名安全委员会的军官会单独找他谈话：
“冯·德·戈尔茨先生，学习和反省是你们当前唯一的任务。
公开的敌意和煽动性言论，不仅违背了韦格纳主席给予你们机会的初衷，也触犯了共和国的安全条例。
继续这种行为，将导致你个人待遇的改变，以及可能的……隔离审查。”
与此同时，学院加强了对他们这个小圈子的监视，并刻意在分配学习小组和宿舍时将他们打散，切断其影响力。
这是一种明确的信号：有限的容忍只给予愿意保持基本配合态度的人，公开的挑战将面临直接的、不容商量的压力。
其他大多数老派军官则处于洛索夫和戈尔茨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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