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是在爱河码头被捕的。
那天是1953年11月17日。他后来反复确认过这个日期——不是因为他记性好，是因为被捕前他看了一眼码头仓库墙上的日历。日历是蔗糖合作社送的，印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手里托着一块红糖，笑容很甜。日历下面用红笔圈着一个日子，11月20日，旁边写着“船期”。那艘船将载着三百吨蔗糖和一份藏在糖袋夹层里的情报，驶往香港。
他没能等到那艘船。
多年以后，有人在档案里找到一份军情局的审讯记录。记录很薄，三页纸。第一页是基本信息：赵长河，五十三岁，高雄港码头工头。第二页是审讯过程，只有寥寥几行字。第三页是一行红笔批注：“拒供，已处决。”
三页纸。一个人的一生，三页纸就装完了。但那个傍晚在爱河码头发生的事，那三页纸装不下。
老赵在高雄港做了三十年。码头上的工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一直在。他认得每一艘进港的船，记得每一个常来提货的商人，知道哪个仓库的锁该换了，哪段栈桥的木板朽了。他佝偻着背，走路的时候左脚微微拖地，那是三十年前被货箱砸的，没养好，就这么拖着走了半辈子。码头上的人叫他“老赵”或者“赵头”，没有人叫他“赵长河”。名字这东西，在码头上不重要。认得脸，认得这个人靠得住，就够了。
林默涵第一次来码头是一年前。他穿着白衬衫，戴金丝眼镜，手里拿着提货单，在一群赤膊的搬运工中间显得格格不入。老赵从仓库里走出来，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把汗，接过提货单看了看。“墨海贸易行。新开的？”林默涵点头。老赵没再多问，转身喊了几个名字，几箱蔗糖从仓库深处搬出来。装车的时候，老赵发现一袋糖的麻袋口松了。他蹲下来，把麻袋口重新扎紧。手指触到麻袋底部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什么。不是糖。糖是软的，颗粒状的。那东西是硬的，扁平，大概巴掌大小。
他没有低头看。手也没有停。把麻袋口扎紧，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糖粉。“沈老板，货齐了。下次来，提前一天打招呼，我给你留最好的舱位。”林默涵看着他。码头上太阳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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