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批判最为尖锐，他直接指出“烽火戏诸侯”乃是“委巷小人之谈”，并从四个方面给出了有力的反驳理由。
第一，从地理与军事逻辑来看，“诸侯不可能同时见烽火而至”。西周时期的诸侯封地分布广泛，从镐京到最远的诸侯国，距离可达数百甚至上千里。诸侯们接到烽火信号后，需要时间召集军队、准备粮草，再率军赶赴镐京，这一过程短则数日，长则数月，根本不可能像《史记》记载的那样“同时抵达”。若诸侯们陆续赶到，褒姒看到的只会是零散的军队，而非“诸侯毕至”的壮观场面，所谓“见诸侯慌乱而笑”的场景，从一开始就缺乏现实基础。
第二，从诸侯的行为逻辑来看，“即便至而无寇，也会休兵离去，并无可笑之处”。诸侯们率军勤王，本质上是履行对周天子的义务，也是维护自身在周王朝体系中的地位。即便发现没有敌寇，他们也会按照礼仪拜见周天子，询问缘由后有序撤军，整个过程会保持诸侯的体面与军队的纪律性，不太可能出现《史记》中“慌乱奔波”的狼狈模样，更不至于让褒姒因此发笑。
第三，从历史制度考证来看，“举烽传警是汉代防备匈奴的做法，非西周所有”。钱穆通过对西周史料与考古发现的研究指出，目前尚无任何证据表明西周时期存在“烽火台”这一军事设施。西周的军事预警主要依靠“击鼓”“派人传信”等方式，而“烽火台”大规模用于边境防御，实际上是在汉代——为了应对匈奴骑兵的快速袭扰，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在北方边境大规模修建烽火台。将汉代的制度“提前”到西周，显然是《史记》作者司马迁在撰写时，受到了汉代社会现实的影响，存在“以今度古”的嫌疑。
第四，从西周覆灭的直接原因来看，“骊山之役是幽王主动讨伐申国，无需举烽”。根据《左传》《竹书纪年》等更早的史料记载，西周灭亡的直接***，是周幽王主动出兵讨伐申国，而非申国联合犬戎主动进攻镐京。若幽王是主动出兵，他本身就掌握着军事主动权，根本不需要点燃烽火召集诸侯；而诸侯们若知晓幽王是讨伐申国，出于对申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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