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将田延年弹劾至宣帝面前。
面对这起“功臣贪腐”案，宣帝陷入了短暂的权衡：田延年有拥立之功，若严惩，恐让其他功臣寒心；若姑息，则会破坏“廉洁吏治”的根基，失信于天下百姓。最终，宣帝选择了“法理优先”——他首先以“帝王私产”（水衡钱，汉代专门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所管钱财）填补了平陵修建的公款空缺，避免工程停滞影响民生；随后，他并未因“旧功”而豁免田延年的罪责，而是派使者前往田延年府中，正式传召其到廷尉府接受审讯。
田延年深知宣帝执法严明，一旦入狱，贪腐之罪证据确凿，必无生路，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一事件在朝廷内外引发巨大震动：朝野官员终于明白，宣帝的“严明惩贪”并非空谈，即便有“定策之功”，即便身居列侯、大司农之位，只要触犯贪腐律法，同样会面临“罪不容诛”的下场。此后，朝中贪腐之风明显收敛，地方官员也不敢再肆意盘剥百姓，“吏廉平”的官场风气逐渐形成。
二、宽简为政：刚柔并济治地方，循吏能吏共安邦
宣帝虽以“严明”著称，却绝非“苛政之君”。他深知，治理天下如同“医病”：若仅靠“猛药”（严刑峻法），虽能暂时压制乱象，却会损伤“民气”这一根本；唯有“刚柔并济”，既用“能吏”震慑豪强，又用“循吏”安抚百姓，才能实现“政通人和”。因此，在地方治理上，他推行了一套“双轨并行”的用人策略。
（一）用“能吏”：严打豪强，稳定地方秩序
西汉中期以来，地方豪强势力逐渐膨胀——他们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甚至私藏兵器、对抗官府，成为地方治理的“毒瘤”。宣帝对豪强的危害有着切身体会，因此特意选拔了一批“精明能干、执法严厉”的能吏，派往豪强聚集的郡县，专门负责镇压不法势力。
这些能吏多出身基层，熟悉地方情况，且敢于“硬碰硬”：他们到任后，首先清查豪强的土地兼并情况，强制将多占的土地归还农民；对于私藏兵器、勾结盗匪的豪强，直接派兵抓捕，依法严惩；对于包庇豪强的地方小吏，也一并罢黜治罪。例如，时任涿郡太守的严延年，到任前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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