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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商本人不仅出身显赫，更兼具出色的政治识见与执政能力。在担任丞相期间，他多次针对朝政弊端提出合理化建议，尤其在应对匈奴归降、安抚地方流民等事务上表现突出，深得朝臣敬重与部分宗室成员的支持。由于王商在朝堂上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且多次在政策上与王凤产生分歧（如在是否接纳匈奴单于入朝、是否严惩地方贪官等问题上，两人观点截然相反），王凤逐渐将王商视为眼中钉，决心将其铲除。
为扳倒王商，王凤采取了“构陷隐私”的卑劣手段：他首先暗中派遣亲信调查王商的家族私事，搜集所谓的“罪证”；随后，教唆频阳县（今陕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诬告王商，称其“与其父之姬妾私通”“虐待家中奴婢”等。汉成帝接到奏疏后，认为这些指控多为无凭无据的私德指责，且涉及家族隐私，不宜公开查办，便想将此事搁置。但王凤却以“丞相乃百官之首，若有失德之举必乱朝纲”为由，反复向汉成帝施压，甚至联合部分依附于王氏的朝臣集体上疏，要求对王商进行彻查。
面对王凤的强硬态度与朝堂上的舆论压力，性格软弱、缺乏主见的汉成帝最终选择妥协，下诏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自入仕以来，始终以维护皇权、稳定朝局为己任，却因卷入外戚争斗而蒙冤罢官，心中悲愤难平。被免相仅三天后，王商便因急火攻心大口吐血，最终含恨而死。王凤并未就此收手，在王商死后，他又借机将王商家族中担任宫廷官职的子弟亲戚全部罢官，驱逐出长安城，彻底清除了这一支外戚势力。
王商之死，标志着汉成帝制衡政策的彻底失败——自此，朝堂上再无任何力量能够与王氏外戚抗衡，王凤得以独揽朝政，无论是军事、行政还是官员任免权，都牢牢掌控在王氏家族手中。
在清除所有政治对手后，王氏外戚进入了势力扩张的鼎盛时期。汉成帝对王凤的专权虽偶有不满，却因对太后王政君的依赖与自身的昏庸无能，始终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约。在王凤的主导下，太后王政君的七个兄弟全部被封为列侯，其中王凤官至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王凤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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