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延市市委大院的停车场里，一辆没有悬挂任何特殊标识的黑色轿车悄然驶出。车内，周瑾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衫，手里攥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身旁放着的不是文件简报，而是延市的行政区划图和近三年的党建工作年报。
“先去南坪县吧，”周瑾对着司机和随行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陈说道，“那里是革命老区，基层党建基础扎实，但听说年轻党员流失严重，组织生活开展得不太规律，咱们去看看真实情况。”
车子一路向南，避开了县里提前规划的路线，径直开进了南坪县最偏远的红崖乡。恰逢乡党委正在召开每月一次的党员大会，周瑾没有惊动任何人，和老陈找了个角落坐下，静静听着。台上，乡党委书记照着稿子念着上级文件，台下的党员们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几个年轻面孔要么低头摆弄着手机，要么窃窃私语。散会后，周瑾拉住一位鬓角斑白的老支书，递上一支烟：“老书记，咱们乡的年轻党员都去哪儿了？”
老支书叹了口气，往田埂上蹲了下来：“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组织生活根本凑不齐人。有时候开党员会，就剩我们几个老家伙，开着开着就没了劲头。”周瑾默默在笔记本上记下：南坪县红崖乡——年轻党员流失率超60%，组织生活形式化，党建与群众生产生活脱节。
接下来的一个月，这样的场景在延市的各个区县不断上演。在延北开发区的非公企业里，他看到有的企业挂着“党支部”牌子，却连固定的党员活动场所都没有，3名党员分散在不同车间，一年到头难得开展一次组织活动——这正是2009年不少规模以下非公企业党建的现状，虽有“双覆盖”要求却落地乏力。在市直机关的调研座谈中，有年轻干部直言：“现在提拔干部，论资排辈的情况还是存在，我们这些踏实干事的，有时候还不如会搞关系的吃香”；在城区的社区服务中心，网格员（当时多为“分片管理员”）向他吐槽：“社区管理是分片包户，但党员参与度不高，上面布置的党建任务多是填表格、报材料，跟居民的实际需求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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