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要的小事，或者会给他带来巨大政治风险的事，他当然不会管。可如果……是涉及到汉东发展大局，涉及到干部选拔任用的重大原则问题，甚至可能影响到更高层对汉东、乃至相关政策走向判断的事情呢？”
他微微前倾身体，目光锁住李达康：“易学习这件事，如果真如你所说，存在家属利用其影响力经商谋利、甚至变相受贿的问题，那它就不再仅仅是我们和沙瑞金的意气之争。它首先是一个违纪违法的问题，一个干部‘带病提拔’的严重组织问题。周部长身为高级干部，对这种触碰红线的问题，会没有看法？会完全无动于衷？”
“我们不需要他直接下场帮我们扳倒谁。”高育良继续道，语气变得微妙，“我们只需要，在合适的时候，以一种‘偶然’的、‘客观’的方式，让他知道汉东有这么一档子事，有这么一份值得‘关注’的材料。剩下的事情，以周部长的原则性和他在京都的人脉，自然会有他的判断和行动。他可能是选择内部渠道反映，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更含蓄的方式施加影响……但只要我们提供的‘子弹’是真的、是有分量的，它总会发挥该有的作用。这和我们直接去求他帮忙，性质完全不同。”
他看着李达康依旧紧锁的眉头，抛出了最后的提议：“这样吧，这张牌我们先整理好，握在手里，不轻易打。等到……真的到了你觉得我们局面岌岌可危，或者沙瑞金的打击让我们难以招架，甚至……真到了你说的‘生死存亡’的时候，你再考虑，是否通过某种绝对安全的方式，把相关情况的‘线索’和‘担忧’，委婉地传递给周部长那边。那时候，就不是求他帮忙，而是作为一个党员，向可能关心汉东情况的上级领导，反映地方上可能存在的严重问题。你觉得如何，达康？”
高育良这番话，将利用周瑾的可能性，从一个直接的、充满交易色彩的“求助”，包装成了一个基于原则和客观反映问题的“通道”。这降低了李达康的心理门槛，也保留了在未来极端情况下使用这张“王牌”的可能性。
李达康沉默了更久，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击着，显然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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