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存在，只当是多养一个闲人，或许也是顾忌“烈属”身份和可能的社会影响。
她成了轧钢厂和四合院之间一个被忽略的流动符号，象征着某种被时代遗忘的悲惨与顽固。
王建国冷眼旁观着院里这一切。
他更加确信，四合院这个封闭的小生态，正在不可逆转地崩解。
旧的权威易中海已然失效，新的利益纠葛建立在更加赤裸和脆弱的基础上，而像秦淮茹、傻柱这样的个体，则在时代的夹缝和自身的性格局限中艰难挣扎。
这里不再是他需要投入过多精力的“战场”，顶多是一个需要偶尔关注、避免被意外波及的“后方”。
他的主战场，在部里，在肉联厂未来的蓝图上，也在如何利用像沈墨这样的“非主流”资源，为自己、也为手头的工作，打开新的可能性上。
他像一名冷静的棋手，在多个棋盘上同时落子，既要应对部里沉闷的大局，又要推动肉联厂具体的技术改进，还要在四合院维持基本的安宁，同时，谨慎地观察和评估着沈墨这个突然出现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
冬去春来，但1964年的春天，似乎依旧被严冬的余威紧紧缠绕着，看不到多少真正温暖的迹象。
王建国知道，真正的“停滞”，或许才刚刚开始。
而他要做的，是在这停滞的河流中，找到那些不易察觉的暗流和缝隙，为自己，也为那些依赖他的人，凿开一条通往未来的、哪怕极其狭窄的通道。
这需要智慧，需要耐心，更需要一种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的坚韧。
他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