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望风”。
确认安全后，由马三接手，将粮食迅速转移到王家、马三家，以及狗剩、驴蛋等几个最核心、最可靠的兄弟家里。
分粮的份额，王建国定了规矩：王家拿大头，因为风险最大，投入也最多；
马三家、狗剩、驴蛋每家一份，既是酬劳，也是封口和捆绑；
黑皮、顺子也各有一份，作为酬谢。
分下去的，都是经过初步筛检、去除了大块砂石的“净粮”，虽然依旧粗糙，但在碗里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分量。
粮食的藏匿同样讲究。
王家的那份，被李秀芝和陈凤霞小心翼翼地掺进日常的棒子面、高粱米里，或者用旧棉袄、破被褥包裹着，塞在床底下、柜子顶，绝不集中存放。
王建国严令家人，吃饭时绝不能表现出“突然阔绰”，粥该稀还是稀，窝头该小还是小，只是偶尔，在孩子们实在饿得眼睛发绿时，才会悄悄多抓一把掺了“新粮”的面，蒸出个稍微厚实点的饼子，或者煮粥时多撒一把米。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改善，既要对抗饥饿，更要对抗因生活水平细微变化而可能引来的、邻居们那些比狗鼻子还灵的窥探。
风险并未随着粮食的分散而消失，反而像滴入水中的墨汁，随着分粮网络的铺开，有了更多扩散和暴露的可能。
王建国深知这一点。
他再次严厉告诫每一个知情者：
这事烂在肚子里，对父母妻儿都不能说，梦里都不能嘀咕。
平时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该哭穷哭穷，该抱怨定量不够抱怨。
谁要是露了马脚，害的不是自己一家。
这番连敲带打，让马三、狗剩等人本就悬着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行事更加小心。
就在王建国全力扑在消化、隐藏这笔“横财”，并警惕着可能随之而来的任何风吹草动时，部里的工作，似乎也进入了一种更加微妙、更加考验“悟性”的阶段。
各种名目的“学习”、“讨论”、“思想对照检查”明显增多，但实质性推进工作的会议和决策，却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心照不宣的谨慎，人人都在琢磨文件字里行间的“真意”，揣摩领导讲话背后的“倾向”。
技术问题，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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