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炉火将熄未熄，残存着一点稀薄的暖意。三个孩子已经睡熟，呼吸均匀。慕宛白刚从一个关于春耕生产和社队企业现状的冗长会议回来，眉宇间锁着化不开的凝重，身上还带着会议室里劣质烟草和焦虑汗水混合的气味。
他脱下外套，坐在床沿，就着昏黄的灯泡光，翻看着手里一沓皱巴巴的报告。
江思雨从西屋过来，手里端着一杯刚沏的浓茶，放在他手边。
“还是老问题，”慕宛白没抬头，声音低沉沙哑，“地里就那点收成，交了公粮，留了口粮，剩下的换不了几个钱。社队办的那些小砖窑、农机修理站，要么缺技术，要么没销路，半死不活。社员手里没钱，积极性就高不起来，恶性循环。”他手指用力点着报告上一行关于人均年收入的数字，那数字低得刺眼。
江思雨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没有立刻接话。
她听着窗外呼啸的风，看着慕宛白紧蹙的眉头和眼底的血丝。来这里几个月，她亲眼见过县城外的土地——大片大片的冬麦田在寒风里瑟缩着，灰黄的色彩单调得令人窒息；她也从秦保姆和冯保姆偶尔的闲聊中，听过社员们生活的窘迫，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虽然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地，能吃饱饭，但社员手头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