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成员，至少争取到默许，或者……某个主要领导的有限支持”。
慕宛白缓缓吐出一口气，点了点头，“班子那边，我来想办法。试点……我考虑一下，东岭公社那边的赵家坳生产队，位置偏，土质听说适合种药材，队长老赵头是个实在人，也敢想敢干，就是一直没找到门路。也许可以试试”。
接下来的几天，慕宛白开始了艰难而谨慎的游说。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提“种花出口”，而是从“调整种植结构、探索高附加值经济作物、增加社员收入”的角度，在班子内部小范围吹风。
他引用了江思雨提供的、关于国内外观赏植物市场潜力的有限数据，重点强调了“技术指导有保障”、“试点规模小、风险可控”、“不与粮争地”等关键点。阻力自然不小，保守者认为“花花草草不能当饭吃”，是“资产阶级情调”；激进者则怀疑技术是否可靠，市场是否虚无缥缈。
事情达不成一致意见，关键时刻，慕宛白找到了县委书记——一位从地区农业局下来的老技术干部，对农业增产增收有执念，同时也对新鲜事物保持一定好奇心。
萧晏城没有隐瞒江思雨的背景，并将完整的、由她起草的、逻辑严谨的试点方案和风险评估报告递过去。
老书记戴着老花镜看了很久，最后咬牙拍板，“小慕，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赵家坳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试试就试试吧。但是，”他严肃地盯着慕宛白，“要严格控制范围，注意影响，绝不能影响粮食生产。成功了，是经验；失败了，及时收摊，别闹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