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的昭阳湖，早已不是往昔那个渔歌唱晚、菱藕飘香的温柔水乡。
自铜山决口的滔滔黄水，一路向北，最终汇入这片山东南缘最大的淡水湖群。
湖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扩张，贪婪地吞噬着沿岸的一切。
曾经明晰的湖岸线节节后退，大片湖滨农田无声没入浑黄的浊水之下。
田埂、阡陌的痕迹转瞬即逝。
那些临水而居的渔村、搭建在滩涂上的临时棚屋，更是首当其冲。
水面上漂浮着乱七八糟的杂物：
破旧的渔网、倾覆的小舟、来不及带走的家什、甚至还有泡胀的禽畜尸体。
在夏日的闷热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被驱离家园的渔民和失去田地的农民，拖家带口。
带着仅存的一点家当，聚集在运河沿岸几处地势较高的废弃军堡、驿站周围。
临时搭建的窝棚更加简陋潮湿，哭泣声、抱怨声、争吵声与孩子的啼哭声混杂在一起。
比铜山楚王山下的安置区，更多了几分水泽地带特有的惶惑与不安。
然而，沛县的秩序，却呈现出一种与这份惶惑不安截然相反的、近乎冷酷的井然。
这一切，都源于那位坐在沛县县衙正堂上，正慢条斯理喝着茶的三十二岁县令
——凌义渠。
与铜山马世奇那种事必躬亲、苦口婆心。
甚至被逼急了会冒出家乡方言的“父母官”形象不同。
凌义渠身上透着一种锐利如刀锋的气质。
他也是天启二年进士，与马世奇、文震孟、陈仁锡同年。
比马世奇年长几岁，面容棱角分明，眼神锐利。
看人时仿佛能直刺心底，下颌线条紧绷。
即便坐着喝茶，腰背也挺得笔直，像一杆随时准备刺出的长枪。
他的“轻松”，是建立在一系列早已颁布、且被不折不扣执行的“严刑峻法”之上的。
早在泄洪方案确定、沛县可能受波及时，凌义渠的政令便已贴满城乡：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其条文之严苛，令人咋舌：
趁乱盗窃者，视情节砍手或枷号示众；
煽动民变、对抗官府者，一经查实，立斩不赦；
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者，抄没家产，主犯充苦役；
官吏差役渎职、贪墨者，罪加一等。
决口之后，浊浪北来，昭阳湖水面日涨。
人心浮动，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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