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也在涨啊。黑面包、土豆、煤，都比前两个月贵了。工钱涨得没物价快。”
“就是，家里娃娃多，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点工钱掰成八瓣花也不够。”
“有些工头……是比之前强了，不敢明着克扣，但脾气还是大，动不动就骂人，安排活计也不那么公平，跟他关系好的，就派轻省点的。”
“住的地方太远，每天天不亮就得走路上工，晚上收工回去天都黑透了。要是能在工地附近，哪怕搭个棚子住都行，省多少脚力。”
“医务所那两个大夫是好心，可药太少了，稍微重点的病就看不了，让去医院，我们哪看得起啊。”
抱怨一旦开了头，就有点收不住。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最实际、最琐碎的困难：物价、住房、交通、医疗、个别工头的态度、工具损耗、伙食质量、工期太赶带来的疲劳和安全隐患……
克劳德认真听着，不时点头，或者追问一两句细节。他没有打断，也没有辩解，只是将这些活生生的诉苦一一记在心里。这才是政策最真实的落地反馈，比任何报告上的数字都更有力量。
这时，一个一直蹲在角落闷头抽烟的中年工人忽然瓮声瓮气地插了一句：
“顾问先生，您比那些社民党的先生们……实在。”
这话让周围稍微安静了一下。社民党在工人中一直有相当的影响力，虽然伦敦事件后其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加剧，但在普通工人眼中，他们依然是自己人，是为工人说话的。
克劳德看向那个说话的中年工人：“哦？怎么个实在法？”
中年工人掐灭了烟头，抬起头，他脸上有一道疤，眼神看起来经历过不少事
“以前也听过社民党的先生们演讲，在酒馆里，在工会会场。他们说的话，好听，有道理。说什么八小时工作，什么提高工资，什么保障工人权利，什么推翻剥削……听着是解气，心里也热乎。”
“可是，喊了这么多年，口号还是口号。议会里吵来吵去，老爷们还是老爷。该没活干还是没活干，该饿肚子还是饿肚子。伦敦那边的可怜人倒是真干了，结果……您也知道了。”
“可您这儿，不一样。您没跟我们说那么多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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