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派那条路，那会毁了您的基本盘，毁了陛下，也毁了您自己。”
“所以，争论意识形态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谈的，是实际的边界，是您或者说您所代表的国家意志打算把手伸多深，伸向哪里，以及我们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又需要得到什么来确保我们……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广泛利益的存续与发展。”
克劳德沉默了几秒，消化着对方话语中的信息量和坦诚程度。
“汉泽曼先生，您说得对。争论无益，行动和结果才重要。既然如此，我也直言不讳。帝国需要稳定，需要复苏，需要重振信心。而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健康是这一切的基石。伦敦的崩溃已经证明，完全放任自流的金融，是灾难的温床。”
“我的条件和要求，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银行的利益必须与帝国的长远利益更紧密地绑定，风险必须被更有效地管控，资源必须被导向实体经济和就业，而非单纯的投机和套利。”
“第一，人事。未来帝国主要银行，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接受国家特殊政策支持或监管的金融机构，其高级管理职位、风险控制部门、以及与政府对接的关键岗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考虑具备专业素养、且出身背景……可靠的候选人。”
“我指的可靠，是理解帝国整体利益，认同稳定优先原则的人。”
他没有直接说容克子弟，但意思再明确不过。这是给予传统精英阶层在新的金融秩序中的入场券和保留地，换取他们对改革不激烈反对，甚至部分合作。
“第二，监管与透明度。任何涉及国家信用背书、动用公共资源或对金融市场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基金设立、募集和运作，必须在国家设立的专门监管机构框架下进行，信息必须定期、如实地向监管方报告。防止下一次危机在柏林重演。”
“第三，脱虚向实。帝国需要的是工厂冒烟，铁路延伸，港口繁荣，工人有活干，而不是交易所里的数字游戏。”
“银行必须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实体工业、基础设施、技术升级的长期贷款支持，限制对纯粹投机性、高杠杆金融活动的融资。国家会通过政策进行引导和激励。”
“第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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