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篇文章的笔法和引用的案例与之前议会中几位来自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地区、与当地商界关系密切的议员在非正式场合的言论高度重合。”
“希塔菈女士认为这很可能不是自发抱怨，而是有组织的舆论铺垫。”
克劳德快速扫过那些摘要。果然，熟悉的套路。
将复杂的系统性危机简化为政府vs市场的二元对立，将必要的干预措施污名化为粗暴掠夺，将自己经营不善或投机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外因，将自己包装成自由企业家精神和底层就业创造者的悲情代表。
“有没有具体点名的人物或企业案例？”克劳德问。
“有。出现频率较高的有几个名字”
“比如汉堡的北海贸易公司前老板里希特；法兰克福的莱茵金属加工厂原所有者施密特；还有柏林本地的市布料厂的厂长弗里德里希。”
“这几个人在危机中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后，活动似乎比较频繁，经常出现在相关的行业聚会和沙龙上。”
克劳德在记忆里搜索着这些名字。
有些印象，都是在当时债务窟窿巨大、经营完全瘫痪，若非四大银行接手立刻就会引发连锁违约和失业的企业。
那个北海贸易公司似乎还涉及一笔糊涂的远东投机生意，亏空了本就不多的流动资金。
“他们的现状呢？拿到补偿后，生活无虞吧？”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至少在物质上他们远谈不上窘迫。”
“里希特在汉堡的庄园据说刚刚翻新了马厩；施密特在法兰克福的宅邸今夏举办过两场规模不小的沙龙；弗里德里希的儿子据说完成了在瑞士的学业，最近回到了柏林。”
“也就是说，总署和四大银行的处理至少让他们保住了体面的生活，避免了破产清算后可能面临的诉讼甚至牢狱之灾。”
“而现在他们用这份体面作本钱，尝试在舆论场上找回场子，或者……讨要更多。”
“他们想要什么？真的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让总署和四大银行把吞下去的企业吐出来？还是指望议会迫于压力，通过什么法案补偿他们的损失？”
“目前看直接要回企业的可能性不大。他们的诉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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