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如何变成新的掠夺者。
同胞的财产被随意征用，平民的尊严被肆意践踏，妇女的哭喊被胜利的喧嚣掩盖。
皮埃尔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暴行的缩影。
区别只在于皮埃尔乐于其中，毫不掩饰；而更多的人选择了默许、纵容，甚至用战时需要和甄别敌我来为之粉饰。
托马斯无法接受。
他内心那份朴素的正义感与眼前发生的一切剧烈冲突。
他爱法兰西，但他爱的那个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似乎并不存在于这支军队里，不存在于这片被解放的土地上。
他动摇了。
他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的意义，怀疑自己为之牺牲的价值。但他无处可逃。
军队的纪律、同伴的压力、对逃兵和懦夫烙印的恐惧，将他牢牢锁在这架失控的战车上。
他变得沉默、困惑、日益痛苦。冲锋时，他不再有初时的热血；面对平民，他移开目光；面对暴行，他敢怒不敢言。
他活在爱国者的外壳与日渐崩塌的内心世界的夹缝中，备受煎熬。
所以，这枚子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脱。
它终结了他的痛苦，凝固了他的困惑。
他不必再面对日后可能愈演愈烈的暴行而内心撕裂，不必在爱国与良知之间做出更残酷的选择，不必看着自己最初那份纯洁的信念被现实彻底玷污、碾碎。
如果他还活着会怎样？
他可能会因为无法融入皮埃尔们的规则而被排斥、被霸凌，甚至被扣上“同情敌人”“意志不坚定”的帽子。
在一个逐渐被暴力和仇恨异化的群体里，一个还试图保留基本良知和怜悯的人往往是孤独而危险的。
他要么被同化，变成另一个皮埃尔，要么在持续的内心冲突和外部压力下崩溃。
他死了，至少，他不需要面对那种可能性。
他死时胸膛里或许还残留着一点点对那个“美好法兰西”的幻想，尽管这幻想早已千疮百孔。
他死时手上尚未沾染无辜者的鲜血。
他死时依然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为祖国捐躯的士兵，尽管这个祖国的实际作为，与他想象中的相去甚远。
托马斯·勒菲弗，是这场战争无数牺牲品中平凡的一个。
他的悲剧在于他怀着一颗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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