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反对的人搞得少少的，才是一个合格的文治皇帝。
纵使李世民打遍隋末无敌手，但没有后来的贞观盛世，他在历史上的定位也只是一个军头而已，贞观盛世让他此前杀兄灭侄淫嫂逼父篡位的恶行程度下降了许多，他伤害的只是李渊和李建成等少数人，却让天下赢得一段梦幻般的幸福日子，两相对比，还是李世民来做这个唐太宗更好。
相对的，西晋就算统一了天下，但没能建立起稳固的秩序，让天下幸福安定，那功业也就被迅速击溃，被后世之人当作笑谈。
在这个时代，高殷占据的便是类似唐高宗李治的生态位，只是没有李治那么好的开局，甚至还要为国做鸭，忍受着突厥女人的骑乘和压迫，而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高殷仍能击败娄太后等反对派，并立下稷山、库莫奚、玉璧等军功，这便有了继承高洋乃至高欢政治遗产的资本，哪怕是周人也黑不得——他们被揍得最狠了。
而南朝则更喜欢从政治方面蛐蛐，毕竟南朝才是汉晋以来的正统，若武德昌盛，很容易改朝换代，从政治上就安全许多，士大夫们也喜欢关注这一点，因此比起军队的捷报，齐国文治给陈使们的震撼还更大一些。
他们甚至能推理出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齐国的国力已逐渐恢复，不需几年就能达到魏朝的水平，与十年前高洋在鸡蛋上跳舞的伐梁赌博不同，现在齐国对陈国完全是碾压的态势。
只是由于关中尚未平息，齐人更在乎灭周，才迟迟没有对陈国大举攻伐，一旦周国灭亡，那陈国也就奏响亡国之音了。
因此陈使一面要和齐帝交涉，达成国主想要的和谈，一面又要拿放大镜寻找齐国衰败的蛛丝马迹，维持本国的自信，甚至对症下药，暗中惑乱齐国政治，引起新一轮的斗争；
而判断的标准，就在于齐帝何时展露其暴戾的一面。
儒家推崇仁爱，宣传仁爱是构建秩序社会的基础，但不会明言需要推崇仁爱的原因是人的本性并不仁爱，或者说，人可以有任何一面，既有慈悲也有暴虐，既有爱心也有杀欲，只是会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心情进行宣泄，正如高洋这样暴戾的疯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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