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一个一个地找到了那几个孩子的名字。那个满脸雀斑的小男孩，那个用硝石粉末做实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个她曾在那间破旧小屋里见过、但还没来得及问名字的孩子。她把那张名单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然后把目光移开，对着那片已经被烧成废墟的旧公寓楼残骸，发出了一声极短极轻极像是在说“我在这里”极像是在说“对不起”极像是在说“我已经没有任何资格说任何话了”的哽咽。
她被逮捕是在同一天下午。枫丹执法部门在爆炸现场找到了炸药残留物，追踪到了港口走私渠道，从走私犯的供词中拼凑出了买家的完整特征。他们在她的床底下找到了剩余的炸药，在她的相机里找到了她几天前在仓库附近踩点时拍下的所有照片。那些照片每一张都极清晰极专业极像是在记录一场精心策划的调查报道，而事实上它们确实记录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调查报道——只是这场报道的策划者，同时也是这场爆炸的实施者。她被带上法庭那天，整个枫丹的媒体都来了。她的同行们挤满了旁听席，手里握着笔记本和相机，用一种极复杂极矛盾极像是在看一个曾经站在他们中间、如今却被所有人抛弃的同类被推上祭坛的表情看着她。法官宣读了所有证据，然后问她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吗。她站在被告席上，双手被铐在身前。她的目光越过法官，越过旁听席上那些曾经与她并肩作战的同行，越过法庭门口那扇被推开的门，落在极遥远极虚无极像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刚入行时站在《蒸汽鸟报》门口对着枫丹港口初升的太阳发誓“我这一生只记录真相，绝不编造谎言”的年轻的自己身上。然后她低下头，对法官说——没有。
她被判处死刑。行刑那天，枫丹下了入秋以来第一场极细极密极冷极像无数根针尖同时刺进皮肤的雨。她跪在行刑台上，手腕被粗糙的麻绳反绑在身后，膝盖压在冰冷潮湿的石板地上。她听到身后行刑官拔剑的声音——那道金属摩擦剑鞘的颤音极清脆极尖锐极像她刚入行时第一次在法庭旁听席上听到死刑宣判时手指在笔记本边缘划过的钢笔尖摩擦声。她闭上眼睛，对着枫丹港口方向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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