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面前。
两人一看，又是账册，而且上面沾有血迹，心中微惊，首页见其名为“功德簿”。
两人细观之后，初看并没有发现端倪，便是一些人捐赠钱财名录，可慢慢便发现不对劲，不少熟悉名字出现于名录之上，不少已经官居州刺史。
两人均是人精，相视一眼，便明白此物哪里是“功德簿”，分明便是有朝臣借道观献功德为掩护，进行卖官鬻爵之事。
对于此事，李承乾心中如明镜一般，定有另外一寺或另外一观中记录官员行贷之事，只是两份契约均在官员手中，压根不需要还钱之事。
届时一查，钱从何处来，便是贷款而来，随便扯上一个需要祈福理由，如阿耶阿娘病重，需祈福，因没钱，故贷款行功德之事，难得“孝子”，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李承乾自穿越之后，便特别留意卖官鬻爵之事。
因为历史上曾记载大唐卖官鬻爵之事，几乎贯穿整个唐朝，甚至皇帝带头卖官鬻爵，李世民所行公廨钱便是变向卖官，至高宗武周时期，君臣都有明里暗里卖官之举，至唐朝后期，皇帝为筹备军费，干脆派专门官吏卖官。
卖官捐官之事，在封建王朝实属常见之事，上至秦汉，汉武帝便有设职卖官，下至后世王朝，多有捐官形式。但是大唐颇为奇葩，李承乾翻遍《武德律》以及现在修纂《贞观律》，竟没有找到“卖官罪“或“买官罪“这类罪名，更是没有找到直接针对卖官行为的处罚条款。加上皇帝带头卖官，似乎刻意回避这方面条例。
李承乾仅在《诈伪篇》找到几条同此扯上一点关系法律规定，便是对欺诈、作伪犯罪做出法律处罚，官员伪造朝廷文书制书，篡改用印，若是没有造成恶劣后果，基本上没有死刑一说。当然了，皇帝敕令朝廷政令另当别论。
大唐官员分为册授、制授、敕授、旨授（注1）这几种形式，册授为皇帝亲临，百官各有其位，此多为拜相，基本无法造假。
制授、敕授由中书舍人起草制书和敕书，吏部颁发告身，则都存在作伪的可能，只不过尚需要皇帝过目，倒不敢明目张胆。
旨授属于六品官以下任命，基本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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