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再追问。但他的心中，已经将这个问题，记在了“未来需要改革”的清单上。
他知道，在五代乱世，在法治观念尚未普及的时代，想要彻底废除刑讯逼供，是不现实的。但他也相信——通过完善证据规则、加强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审讯过程的监督、以及对滥用酷刑者进行严厉追责，可以逐步减少和规范拷囚的使用。
他继续翻阅，在《户婚律》中，看到关于土地买卖、田产纠纷、婚姻仪制的详细规定，他将其中关于“土地买卖须经官府登记”的条款，与去岁以来推行的统一铸币、治河移民等经济改革举措联系起来思考；他看到《擅兴律》中关于工程征发民力的限制，又联想到去岁在黄河治河时曾亲眼目睹的民夫过于劳累的状况……一个念头骤然清晰：如果自己能在父皇面前，将这番关于修律如何固国安民的理解，以一种“孩童式”的发问梳理出来，便能不动声色地向父皇和范相传达出自己“以法治国”的理念。
他合上那卷《大周刑统》，抬起头，看向范质，目光清澈而坚定：
“范相，儿臣觉得——法律就像一条河。河床修得直、修得深，河水才能顺畅地流淌，不会泛滥成灾；河床弯弯曲曲、深浅不一，河水就会到处乱冲，冲垮堤岸、淹没田地。父皇现在做的——修律法、定制度、立规矩——就是在为大周修一条又直又深的河床。虽然现在还很辛苦，但等河床修好了，河水自然就会顺着河道流淌，天下自然就会太平。”
这番话，他用了极其浅显的比喻——修河床，来解释法治建设的意义。这个比喻，既符合他五岁孩童的认知水平，又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法治的核心价值：为权力和行为的运行，划定一条清晰、稳固的轨道。
范质听完，沉默了良久。
然后，他放下手中的茶盏，缓缓站起身，郑重地对着柴宗训拱手一礼。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微微的颤抖——那不是因衰老而生的颤抖，而是因内心深处的震撼和欣慰而生的颤抖：
“殿下……此喻，极为精当。老臣侍奉三朝，钻研刑律数十载，所悟者，亦不过此理。”
他直起身，看着柴宗训的目光中，带着一种近乎敬畏的神色：“殿下以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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