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下关码头。码头上有个扛货的脚夫，我天天见他，从来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膝盖上永远贴着一块黑乎乎的膏药，是自己熬的，风一吹，能闻到淡淡的中药苦味儿。有一天他身边多了个小男孩，蹲在货箱上写字，手里的铅笔头短得快攥不住了。他一边扛着百十来斤的货往船上走，一边频频回头看那孩子，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砸在青石板上，可嘴角是笑着的。”
“这些年，我总在想一件事——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未来？”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了黑板那行字上。
“以前我读鲁迅先生的《呐喊》，先生在自序里写：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那时候我似懂非懂，后来走的路多了，见的人多了，又跟着信得过的前辈，读了些讲世间道理的书，慢慢懂了。”
“中国人的病根，从来不在身体上，在心里。一个人跪久了，你给他再好的日子，再周全的制度，他也不敢站起来。我们读书人的使命，从来不是给跪着的人递一副护膝，是告诉他们：你们生来就该站着的，没有人天生该给人磕头，没有人天生该受穷受气，更没有人，天生就该决定别人的死活。”
她的声音微微提了半度，眼眸亮得惊人，落在她身上的那束光，仿佛都跟着亮了几分：“这片土地的未来，不该由金陵城里的老爷们决定，不该由洋人们的规矩说了算，我想要的中国，是断墙上写字的人，不用再写‘活着就好’；是码头上扛货的脚夫，不用再拿命换一口饱饭；是蹲在货箱上写字的孩子，能堂堂正正坐进课堂里读书。是天底下所有受了一辈子苦的人，都能挺直腰杆，站着说话。”
“能撑起这个国家的，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达官显贵，是这些在碎砖堆里搭起棚子、在炮火里守住日子、扛着百斤货还能对着孩子笑的普通人。历史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书写的。他们活着，这个国家就活着；他们能站着活，这个国家，才算真的站起来了。”
她说完了，对着讲台轻轻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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