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晒得微微发白，车轮碾过碎石发出细密的声响，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松林和偶尔闪过的牧场，空气中混着松脂和干草的气味。
伊迪斯靠在车厢窗边，看着窗外缓缓后退的风景。
福尔摩斯坐在她对面，手杖搁在膝盖上。
他不是一个会在旅途中主动找话题的人，但伊迪斯发现，只要她抛出一个问题，他就会用一种极其认真、毫不敷衍的方式回答——而且他脑子里装着的稀奇古怪的知识远比她预想的更多。
“梭罗在这片湖边住了两年，自己盖了一间小木屋，观察四季的变化。他在书里把康科德一带的植物、动物和水文都记录得很详细，几乎像一份博物学考察报告。”伊迪斯说。
“他不仅写了《瓦尔登湖》，还写过一篇关于森林树木自然演替的论文。那篇论文在林业学界被引用了很多年，但大多数读者只记得他是一个隐居者，忘了他是哈佛毕业的博物学者。”他顿了顿后说。
伊迪斯眨了眨眼睛，认真地说：“梭罗本人大概也希望读者这样读他的作品——不只把他当成一个逃避社会的隐士，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试图用科学方法理解自然规律的观察者。”
“可惜大多数人只记住了湖畔的小木屋，忘了那些精准的植物学笔记。不过这位梭罗不单单写景。他写下一句话，我一直记着：比起敬畏律法，人更应当敬畏正义本身。”福尔摩斯感慨地说。
伊迪斯倒是没想到福尔摩斯主动跟她说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的一句话。
这时候英国主流观念讲究守法、秩序、忠于国家，很多知识分子大多觉得梭罗的想法偏激、个人主义过重，近乎叛逆。
从这个方面来说，福尔摩斯确实很特立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