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得灿烂。
他一个一个指着，手指在照片上轻轻移动，像怕碰碎了什么。
“这个，是我。那时候头发还是黑的，腰也挺。”
他指着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这个，是我师兄。后来累倒了，再没起来。”
指到第三个人，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声音轻下去：
“这个，是我师弟。文革的时候被打死了。”
全场鸦雀无声。
有人低下头，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悄悄擦眼睛。
老李坐在第一排，一动不动，脸上看不出表情，但眼眶红了，红得厉害。
老周的老花镜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下来了，攥在手里，镜片上有一滴泪，亮晶晶的。
老赵把拐杖靠在椅背上，两手撑着膝盖，腰挺着，像他年轻时站在戈壁滩上那样。
钱老把照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一下眼睛，擦了很久。
“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要你们哭。”他的声音忽然硬起来，像戈壁滩上的石头，“是要你们记住。”
他抬起头，看着台下那些年轻的脸，一字一句道：
“你们手里这枚火箭，不是你们的。是他们的。他们没做完的事，你们替他们做。他们没飞上去的梦，你们替他们飞。你们要是搞砸了——”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低得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对不起他们。”
大厅里安静了很久。
陆远站起来。
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轻微的声响。
他走到台前，站定，看着钱老。
然后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
不是那种礼节性的鞠躬，是九十度，弯下去就不起来那种。
脊背弓着，像一根被压弯的竹子。
“钱老。”他的声音从喉咙里闷出来，闷了很久，“我们不会搞砸。我们会让这枚火箭，替他们飞一次。”
全场起立。
椅子声哗啦啦响成一片，没有人指挥，所有人都站起来了。
老李第一个，老周扶着椅背站起来，老赵把拐杖抓起来又放下，撑着桌子站直了。
那些年轻工程师，有的还攥着扳手，有的工作服上全是油渍，都站得笔直。
他们弯下腰，齐刷刷地向台上的老人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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