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杆沿着田埂一根根竖起来，银亮的铝线在夕阳下闪着冷光，像一条条悬在空中的河。全村人都围在村口看电工架线，孩子们追着火花跑，大人议论着以后能用上电灯、电扇，甚至——有人小声说——电视机。
夜里，我坐在院中竹床上纳鞋底，煤油灯的光晕在墙上晃。陈砚来了，没带手电，只揣着一包瓜子，坐在我对面的小凳上，一颗一颗剥，壳扔进搪瓷缸里，噼啪轻响。
“晚晚，”他忽然说，“我想修条路。”
我抬头。
“不是水泥路，”他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是田埂路。宽一点，能过手扶拖拉机。从东坳口，一直通到西坡的梯田。”
我愣住：“谁出钱？”
“我攒的工资，加上你帮幼儿园申的‘乡土教育试点’补助，再找乡里批点物料。”他顿了顿，“还有……我爹留下的那块自留地，我想把它捐出来，换村委支持。”
我手里的锥子停在半空。那块地，是陈家最后的体面。三分二厘，紧挨着溪流，土最肥，种的红薯能长成人胳膊粗。陈伯临终前，把地契塞进陈砚手里，说：“这是根，断不得。”
“你真想好了？”我问。
他点头，把一颗剥好的瓜子仁放在我摊开的掌心。温的，微咸。
“地养人，人也得养地。”他重复父亲的话，声音很轻，却像犁铧翻开了我心底最硬的一层土。
我们开始干。
没有图纸，陈砚就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地上画；没有测量仪，他拿步子量，一步七十五厘米，来回走了八百三十七次；没有劳力，他白天上课，晚上带着几个初中毕业没升学的青年，用铁锹、镐头、扁担，一寸寸拓。我白天带孩子，夜里就给他缝补磨破的裤子，熬姜糖水，把教案搬到田埂边的树荫下批改，等他歇息时，递上一碗水，听他讲哪段坡太陡，哪处地基虚，哪块石头得撬出来垫路基。
最苦的是冬至前后。地冻得梆硬，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火星子直冒。陈砚的手裂了口子，血混着泥，结成暗红的痂。我拿来家里腌咸菜的猪油，趁他睡着，一点点涂在他手上，再用干净纱布包好。他半夜醒了，没睁眼，只翻过手掌，轻轻覆在我手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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