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在看一个自己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终于得出初步结论的课题,“一个在几百人面前敢说自己不知道的律师,不会在法庭上骗我。我需要一个不会骗我的人。”
陆时衍把那张便利贴从律师执业证复印件上揭下来,拈在指尖。便利贴的黏胶早就干了,一碰就掉。他把便利贴翻过来,发现背面还有一行字,比正面那句话写得更小,像是写的人不确定要不要被人看到,落笔很轻,笔迹都淡了——
“如果能赢的话。如果不能赢,至少让我知道是怎么输的。”
陆时衍把这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炒菜的声音渐渐歇了,电视机的声音也小了,只有对面楼房里偶尔传来一两声模糊的说话声,像是有人在打电话,又像是有人在哄孩子。老居民楼的隔音不好,每一个房间里的生活都漏出来一点,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杂乱的、温热的、属于人间的背景音。
他把便利贴小心地夹回文件里,把整叠文件放回信封,然后抬起头看着苏砚。
“你让我来你家,给我看这些,是想告诉我——”
“我想告诉你,我对你的信任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苏砚打断他,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你导师的事、薛紫英的事、你电脑被远程操控的事——这些都没有动摇过我对你的判断。我唯一不确定的是,你会不会相信我。”
“相信你什么?”
“相信我对你说的一切,不是利用你。”苏砚往前走了一步,从窗台边走到木桌前,和他面对面站着。桌子很窄,窄到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足一臂。桌上的电脑屏幕自动休眠了,黑色的屏幕上映出他们两个人的侧影,一个低着头,一个仰着脸,“你在停车场里说,我一个谁都不信的人,没道理突然相信你。你说得对。我不是突然相信你的。我花了四年。”
陆时衍低头看着她。
四年前她是站在会场最后面端橙汁的服务生,穿着不合身的白衬衫和黑色马甲,托盘上摆着十来杯橙汁,一杯一杯地递给参会嘉宾。他可能从她手里接过橙汁,可能对她说过“谢谢”,可能连她的脸都没有看清。但她站在那里,看着台上那个紧张得手心出汗的年轻律师,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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