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丙辰，冬月初八。
黔北娄山关的雾凇凝在马尾松针上，风一过，簌簌落如碎玉。沈砚之勒马关隘残垣前，肩头已积了半寸薄雪。他身后三千护国滇军缩着脖子搓手，哈出的白气瞬间被寒风撕碎——这支从昆明一路血战至此的部队，棉衣早被川南泥沼泡烂，如今每人脚上都缠着草绳，绑腿上结着红黄相间的泥浆冰壳。
“镇守使署的急电。”副官程武策马赶上，递来一封沾着泥点的电文，“刘存厚部两个团已从綦江侧翼迂回，距关隘不足三十里。”
沈砚之就着马灯展开电文。蜡纸上的宋体字被雨水洇开，却仍能辨出“北军曹锟部三万人已抵重庆，限三日内夺回娄山，否则军法从事”的字样。他指尖划过“军法”二字，指腹下的茧子蹭得纸面沙沙作响——这双手